“1967年，我去深圳边防检查站学习，6月返回途经我家乡顺便回家探亲，这是我离家第八个年头首次回家，也是我当兵第七年的第一次。见到久别重逢的父母、兄嫂及妹妹的激动心情的确难以言表，家乡的亲人，家乡的土地，家乡的山水，家乡的一草一木都陪感亲切，甚至连家乡的空气都是甜甜的。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更加令人心旷神怡。我和亲人彻夜长谈，有说不完的话，道不完的情。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，但在亲人面前却滔滔不绝。在轻松愉快之余，一个严肃的话题摆到我的面前：我己24周岁，在我们家乡男青年这个年龄还没结婚的几乎都没有了。我的同学差不多都已娶妻生子，因此父母非常着急，生怕我以后找不到对象。他们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希望我在家乡找，将来好回家乡。这件事确实使我为难了，我这次回乡本来没有找对象的打算，说心里话，我也不打算在家乡找，但又怕伤了父母兄嫂的心，他们都再三劝我这次一定要订婚再走。无奈我只好答应找找看，如果有合适人选不妨建立联系。没过几天三哥将本大队一位女青年介绍给我，她是我小学同学，但年龄比我大两岁，我不太满意，但也没有立刻回绝，只是同意建立联系，以免家人再继续给我介绍他人。我们当时既没有举行订婚仪式，我也没到女方家里去，只和她在我家见了一次面。几天后我按期返回部队，临行前她把我送到火车站，我登上了返回部队的列车。一路上我反复思考，总觉得不太满意，最后下决心断绝关系。回到部队在给家人写信报旅途平安的同时，也给那位女青年写信，表明了断绝关系不再联系的态度。对方没有再来信，只有我家人来信深表不满，狠狠指责我一顿。回到站里我没再回十八里，而是到政检科帮助工作，正巧就和那个女大学生在同一个科。不久就有人为我和她撮合，首先是和我一起去深圳边检站学习的政检科检查员，接着是政检科副科长。选我和这位女大学生开始谈恋爱。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，那是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她邀我到她的宿舍，一见面我们两个都有点紧张，平时谈工作时那种轻松随便的感觉不见了，两人都不知道从何谈起。后来还是她首先打破了沉默，她拿出两枚同样精致的毛主席像章对我说，你有女朋友吗?如果有，这两枚像章送给你，你们俩每人一个；如果没有就送给你一枚，另一枚我自己留着。就这样巧妙地打破了僵局，表达了意向。当时全国兴起毛主席纪念章收藏热，每人都收藏有几十枚，多者上百枚。毛主席纪念章成了当时最珍贵的礼物。我们两人建立恋爱关系的事很快就写信告诉了父母，好让老人放心，也是平息一下因我和那位家乡女青年断绝关系而引起的家庭风波。”
“我和她经过近两年的接触交谈和书信往来，于1970年大年初一去满洲里民政局领了结婚证，晚上举行结婚仪式，结为夫妻。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，我们的婚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。站后勤将一间做仓库的平房腾出，用白石灰粉刷一下，就成了我们的新房。站里给我们配了一张旧三斗桌，再加上我们两人原有的三只手提箱，就是我们新婚的全部家具。没有床只有火炕，床上用品就是我们自己的军被。婚礼非常简单，我们买了几斤喜糖、水果、瓜子和香烟，大家晚上来新房开了个茶话会，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，大家都没有心思闹洞房。这就是我们的婚礼仪式，就连我这个新郎也是结婚的前一天才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别说婚纱照，连个普通的合影都没有。简单的婚礼筹备工作是由她一个人完成的。”
“我1973年3月从外运公司回边防检查站，直接到政检科帮助工作五个月以后，也就是1973年8月正式任命为政检科检查员。这是我提干后的第二个任职命令，第一个任职命令1966年1月任命为交检科组副组长。在这七年半时间里，虽然任职命令未变，实际工作岗位频繁变动。先后在政检科、政治处、呼盟军分区、勤务中队，还在三家地方单位三支两军，共在八个单位工作。平均不到一年就变换个岗位，最长的是在外运公司支左，一年零三个月。而且每次到新岗位都是当时的要害岗位，是必需加强的单位。因此我对工作岗位频繁变动而四处奔波，自己不仅毫无怨言，反而认为是领导的信任和重用，我把它当成锻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。”
“那时个人利益服从革命需要不是挂在嘴上，而是大家的实际行动。只要工作需要，牺牲个人利益是常有的事，我也是这样。比如我入伍第七年才首次回乡探亲，而且是出差顺路探家。我们结婚也没享受婚假，婚后仅休三天春节假，第四天就离家去了十八里。1969年和1971年两个孩子分别降生，我没有请假照顾爱人和孩子。大孩子即将诞生，正值全军处于一级战备时，驻满洲里部队都进入山区构筑工事，吃住在山洞里。我爱人即将临产，无奈只好一个人回杭州老家生孩子，产后三个月又是自己一个人挑着孩子和行李、奶粉、暖瓶，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返回部队。而我这时还从未到过岳父家，从未见过岳父母的面，这次本应到杭州接爱人和孩子，顺便拜见岳父岳母，可是因一级战备，未能成行。第二个孩子在满洲里出生，我当时正在扎資诺尔电厂搞军管，事先让妻子的小妹从杭州赶到满洲里照顾，我继续在电厂上班。我们结婚四年多两个孩子都很大了，我才第一次到杭州看望岳父岳母如此等等。这些行为在现在人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，而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，就连我爱人和亲属也毫无怨言，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常的。”
“那时工作成绩的好与差，并不和工资福利挂钩，不论本人干得多么出色，也只能等全军工资普调时才能动一级。我1966年提干定为行23级，一直到1972年才晋升到22级，将近七年才晋升一级，而且级差仅有十多元钱。当时的工资待遇仅凭行政级别，而职务和军龄等均不直接同工资挂钩。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，不论军队或地方工资调整都全部停滞，七年晋升一级就不足为奇了。以后基本每五年晋升一级，我到1987年晋升为19级，直到1988年末实行军衔制才进行工资改革，基本工资由军衔、职务和军龄三项组成，另加各种补贴。满洲里边防检查站政检科的主要任务是检查监护一、二次国际列车，一、二次国际列车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客运列车，经满洲里口岸出入境。列车为苏联车体，列车长、列车员均为苏联人。为便于沿途联系和治安管理，列车在我国境内运行期间，我方也配备一名列车长和两名乘警。还加挂一节餐车，为旅客和乘务员提供餐饮服务。另加挂一节硬卧车，作为我方乘务人员宿营车，闲置铺位供国内旅客购票乘坐。”
“所有乘坐一、二次国际列车出入境人员，都要在满洲里火车站办理我方出入境手续，由口岸联检各单位同时登车办理。边防检查站查员登车收验护照证件，查验无误后拿回办公室登记并加盖验讫章后再登车发还。由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，乘坐一、二次国际列车的旅客不多，尤其中苏两国旅客很少，大部分是其它国家的过境旅客。最多的是越南留学生，其次是朝鲜驻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工作人员和商务人员，西欧旅客人数也不多。”
“政检科工作对我来说比较陌生，虽然六年前曾在政检科工作过，但时间很短，仅一个多月，只是对检查国际列车的程序有个了解，对全面工作并不熟悉，尤其对各国护照证件检查仍很陌生。政检科交检科有很大区别，交检科工作量大，条件艰苦，但业务相对简单，尤其护照证件单一，仅有中苏两国护照证件，而且大部分是铁路员工名单；政检科则不同，虽然工作量小，国际列车每周仅出入境各一次，但护照证件复杂，旅客多达一百多个国家，护照证件多达数百种，还有世界各国的各类签证，作为边防检查员都必须熟练掌握，还必须熟记我国同世界各国签订的有关进出境各项协议和规定等等。这些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熟练掌握的。加之我又不懂外语，熟悉起来难度更大。我在老检查员的帮助下，抓紧时间学习业务，熟悉各国护照、证件、签证，掌握其特点规律，学习我国同世界各国签订的出入境问题的协议，还要学常用外语会话等。在检查现场，开始时老检查员检查，我跟在旁边看，后来我检查老检查员在旁指导把关。就这样边学边干，逐步熟悉起来，不久就可独立完成检查任务了。”
“随着时间的延长，我的业务知识由不熟练到比较熟练，再到运用自如，不仅对各国护照、证件、签证熟悉了，也对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和各项有关规定有了较全面了解，对世界各国的风俗习惯，风土人情，以及对华政策也注重了解积累，逐步成为一个较成熟的边防检查员。只可惜我没有下功夫学一门外语，本来有机会也有时间学，尤其学俄语条件更好，不仅上班时间可以学，下班回家也有家庭教师，没有人比我自学俄语更方便了。可是我始终未能下此决心，有我自己的主观原因，也受政治气候的影响，在那个大搞突出政治的年代，谁要深钻某一学科，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、单纯业务观点的帽子。因此大家都是学一点业务用语以应付工作，没有人系统学习某一门语言，包括懂一门外语的干部也是如此。有的语种平时用的机会很少，也就逐渐淡忘了，只有俄语、英语、越语、朝鲜语用得较多。多年来领导强调学习业务用语会话，各种常用外语的业务用语每个人都学几句，从不安排系统学习某一门外语，也不举办外语培训班。这就是我搞一辈子边防检查工作，而没有学会一门外语的外在因素。当然，也有自己认识不高，努力不够的内在原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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